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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事件导致红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1
红十字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11月5日上午9点，企业家论坛，数百名记者打开会议资料时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名字赫然在列。记者们一阵骚动。
下午3点，赵白鸽作为嘉宾出现在会场，并作了“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
发言没几分钟，赵白鸽就主动提及“郭美美事件”，并表态“要深刻地反思”。她回忆着红十字会作为“百年老店”的荣耀，同时也坚定表态，红十字会需要监督，需要改革。
一个月前，她还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一个月后，她走进了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红十字会。
赵白鸽的上任会给红十字会带来什么？红十字会该怎样走出“全民信任危机”？就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赵白鸽进行了专访。
“郭美美事件”的思考——
“三天毁掉一百年。”
提问的焦点仍然是“郭美美事件”，这也是赵白鸽在上任后必须要解决的首个问题。“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我很震撼，也在深思。”赵白鸽说，红十字会百年历史的背后，是无穷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最近十年，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上任后一直在看它的档案，很感动。但是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社会了解红十字会，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否则一个观点掉下来，就把我们摧毁了，甚至撕碎了。”
了解首先从定性开始，赵白鸽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一个记者的提问，“红十字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人道组织。慈善讲的是非战争状态下给予的救济，人道指的是包括灾难、战争所引发的战争救援、救助和救护，范围更宽泛，这也是红十字会和一般的慈善组织不同的地方。”赵白鸽遗憾地表示，“红十字会的工作中，救灾及救援占据60%，社会捐助也就是慈善占据40%，大家都在盯着慈善，却不知道我们的救济工作。”
近年来，红十字会不仅完成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国内救援工作，还参与了日本海啸地震、利比亚战乱等国际救援工作，赵白鸽认为，“我们在战争救援中的作用至今没有人可以代替。”但她也坦承，“我们在平时的社会捐赠中做得不好，所以遭到了挑战，这是我们要重点改革和加强的部分。”
回应“乱收费事件”——
“会费是合理的。”
“你们媒体很重要，一个‘大字报’就把我们的青少年运动项目搞停了，这种毁誉是很厉害的。”赵白鸽说。
前不久，“武汉、西安等多地中小学生被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缴会费”的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西安市教育局发出紧急通知：各级学校红十字会组织不得收取青少年运动项目的相关费用，已经收取的一律清退。
谈及此事，赵白鸽不停地叹息。“不了解就发表议论是可怕的，当然，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了解我们的工作。”她介绍说，红十字青少年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第三项，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在美国、英国等都有专门的教育系统从事这项工作。
“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之后，照顾老人、献血等，就有一个记录，他上好的学校就比较容易，牛津、剑桥都会优先录取本国参与该项目的学生。”赵白鸽认为，最高5元的会费是合理的，因为“社会工作是有成本的”。
“信任危机说明了一个道理，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是任何一个具有公益职能的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红十字会想要成功度过此次信任危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让公众了解和理解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工作，以服务公众和社会的心态，小心谨慎地在各种职能中转换角色。”赵白鸽认真总结道。
实现“公开、透明”——
“监督是关键。”
“可能你以后还会发现，红十字会又出事儿了，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会想，老赵都在吹牛呢！”赵白鸽发出爽朗的笑声，“可是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决心是有的，我们正在努力，总有一天能走出来的。”
8月2日，在“郭美美事件”风头正劲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微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次公布了红十字会接收的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捐款情况，很多网民查询发现，捐款信息并不完整准确，捐款用途仍然没有说明，捐款总额和使用都缺乏第三方监管。
“在调研中我发现，红十字会每年接收几百万笔的捐款，最高的上千万，最低的几元钱，如何做到资金的来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赵白鸽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她介绍说，目前，红十字会将资金管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投资，用于救助。“这部分钱国家的行政审计非常严格，这一块管得不错。”另一部分是社会捐赠。“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社会上批评的不公开、不透明主要集中在社会捐赠上。”赵白鸽分析道，“首先，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来实行定向的捐赠。第二，这个钱怎么用？必须要做到决策预算的科学性，不能乱分，保证执行过程的公正。第三，监督程序的透明，在审计后向捐赠人公布。”
在赵白鸽看来，实现公开、透明首先要解决内部管理的问题。“数以百万计的捐款来了以后，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体系，你想要完全搞清楚是很难的，这就是信息化的重要性。”她筹划着建立一个“社会精英智囊团”，吸收包括新闻、金融、财政管理、项目管理等社会各界优秀人才，“来支持我们的信息化，实现我们的项目运作，扩充我们的队伍。”
归根结底，“实现公开透明的关键在于监督。”赵白鸽认为，主要通过四个环节，“第一，政府环节，审计署盯得很紧，尤其是在政府投资、财政拨款的部分。第二，党内监督、纪律检查，我们有纪检委，队伍里还有那么多的党员。第三，新闻监督，通过媒体曝光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影响会不太好，但总比不知道的好。第四，群众监督，包括捐赠人本身，他捐钱了以后，就可以到受益者那儿去了解情况。”
理顺总会、分会关系——
“独立、监管。”
“一个莱温斯基就能把白宫的房顶都掀掉，是吧？”赵白鸽笑着说，“这说明，明确各个层级的职责，在平行和垂直方向都实行问责制度是多么的重要。”
长久以来，红十字会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保持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基于历史原因，地方分会一直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总会缺乏对分会的监管和统筹能力，一直是“各自为政”。但在公众心目中，总会和地方分会是一回事。
“我们要理顺红十字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权责关系，毕竟在如此庞大又复杂的组织中，任何一个局部的失误和过错都会影响红十字这个品牌，并给红十字抹上污点。”赵白鸽表示，未来的方向是，地方分会仍然自行运作和筹钱，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承担起问责的职能。”人事任用上，“比如干部是五个人还是十个人，我们是没有权力管的，但是资金的用途要有明确的去向查询。”
赵白鸽表示，“我们将来主要在项目管理和社会捐赠上，尤其是下发的这部分资金的管理上加强对地方分会的控制。你要用好了，如果乱用的话，我们肯定找你麻烦的。”
同时，赵白鸽也在推动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总会和直属单位的作用，与国家的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主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重点。”
提及红十字会的“官方背景”，赵白鸽认为，“在新形势下应该建立起与政府更为广泛、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具体于红十字会而言，核心是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重新定位红十字会的性质，平衡公众预期和实际需求。”
在她看来，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既不是隶属，也不是对立。“这是国际的通行做法，像盖茨基金等，他们都和政府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很好的资源。”赵白鸽认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独立的人道组织，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依附于政府而存在的。”“我们与政府、企业、新闻媒体和公民都是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很重要。”但她也坦承，“处于发育和成长中的社会组织更需要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
赵白鸽认为，想要彻底地改革，还是需要用法律来实现。“国家不是一直在筹措几个法律嘛，《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等。”
“一谈起红十字会，大家就觉得是垄断的、官方的、排他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赵白鸽说，“中国地域太广，工作太多了。我们不能搞垄断，也垄断不了。”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郭美美事件导致红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2
复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VS河海大学
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
步还是退步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的慈善行业推向了风口浪尖。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在微博上炫耀她的豪宅名车，珠宝首饰，而这个女孩的微博认证偏偏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强大的中国网民人肉出了这个女孩的所有信息，并将批判的矛头迅速转向中国红十字会。尽管红十字会尽力撇清和郭美美的关系，几位红十字会的大佬也跳出来澄清事实，但红十字会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也被细心的网友挖掘出来，多笔捐款去向不明、内部监管不力、复杂的商业合作关系等问题也浮出水面。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量骤降86﹪，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进入了短暂的冷冻期，同时也是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
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对当代中国道德的定义以及对衡量道德进步与退步的标准肯定会存在分歧与争议，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作为既定的事实没有争论的必要，而这个事件与当代中国道德的关系是双方需要重点论证的。
一、辩论过程纪录
正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代表队的立论：首先他们提出了郭美美炫富暴露了红会确实存在着道德问题，但红会的道德问题不是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随后他们提出了衡量道德进步的两个因素：
一、之前民众乐善好施，在事件发生后意识到自己应该查账，查出了问题且越查越多，了解情况后公众选择减少捐款，发现问题后自我检查与更正，这是公众道德意识的觉醒，标志着道德的进步；
二、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六部法规颁布规范慈善事业，道德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强化也说明了道德的进步。
反方河海大学的立论：首先批驳正方使用个例来代表全社会的道德情况，随后提出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作为国家良心代表的慈善事业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国家道德的退步体现在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道德退步，主要原因有：①行政化的管理方式②财务不透明③慈善事业组织化的不成熟。
反二质询正一：
1、衡量道德意识觉醒与道德促进作用的变化标准是什么；
2、能不能论证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公众的道德问题；
3、个人能否论证国家道德情况。
正二质询反一:
1、“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是体现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与“郭美美事件体现了当代中国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不同；
2、看待道德问题是否应该看公众的态度与应对方式；
3、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体现着进步。正三小结：
1、红十字会的道德问题是双方共同承认的前提，支出反方论证对象错误；
2、发现问题与质疑才能体现进步。
反三小结：
1、公众态度不等于道德；
2、道德的作用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体现；
3、目前慈善机构暴露出的问题才是讨论的重点。正三质询：
1、是不是因为红会体制没变，跟不上时代就是道德退步；
2、民众之前不去检查现在去查，态度变化，体现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众发现问题就是进步。
反三质询：
1、不捐钱就是道德觉醒吗（乞丐的例子）；
2、民众的选择是多样的，哪一种代表了进步；
3、是否承认民间慈善事业的举步维艰体现了退步。
正二盘结：提出了公众社会的道德制约作用。
反二盘结：
1、支出正方无法论证事件之前的公众道德；
2、个例与整体；
3、慈善组织的进步。
自由辩论的争论焦点：
1、慈善组织的道德能否反应中国整体的道德；
2、道德作用变广是不是说明了道德进步；
3、没有达到要求是不是退步，标准是什么；
4、问题产生与解决问题何者更能表明道德进步与退步。
二、总结与点评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立论，正方提出的判断道德进步与否的标准是看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与应对方式，为此他们提出了，公众之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乐善好施，现在知道了内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我的捐款，当大部分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的时候，这就是公共道德意识的觉醒，一种道德的进步，另外正方提出了道德的作用，举出了六部慈善行业法规，但是这与道德作用有何关系，又如何说明了道德的进步，正方时间仓促没有很好的说明。
然后看一下反方，反方的立论很有意思，他们将道德表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就是国家良心的代表，他们将慈善事业的退步等同于国家道德的退步，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随后他们又论述了慈善事业的问题与不足，藉此论证了道德的退步。
辩题中郭美美事件是“因”，反映出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种种问题，民众捐款数量减少是“果”，是大部分民众对当前慈善机构存在缺乏道德意识与责任意识的问题而做出的应对。在立论中，正方更侧重于“果”，从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中去论证道德进步，反方更侧重于“因”，从慈善机构及慈善事业的问题中剖析道德退步。双方的判断标准与逻辑推论都是可以接受的，能够做到自圆其说，但感觉双方都没能从“因”和“果”的整体来分析论证己方道德进步还是退步的观点，整体上的把握是有所欠缺的。并且，正方在立论中不停的举例子，给人的感觉是在陈述某件事而不是论证一个辩题，正方一直说什么什么就是道德进步，但是其中的逻辑关系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反方陈述了道德退步=慈善事业出现问题，但后面的立论又去说慈善事业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对于为什么划“=”没有详细论证，个人感觉这才是重点。
进入质询阶段，双方的质询都很有意思，很多都是围绕着正方的观点来的，正方希望通过质询来巩固自己的观点，反方希望通过质询攻击正方的观点。首先我们看一下反方的问题，他们质疑正方用个例代表普遍；要求正方论证郭美美事件前的公众道德水平来与事件发生后的对比来说明“公众意识觉醒”；要求正方论证提出的“道德作用变广”。反方整场几乎都是在提这几个问题，正方始终无法做出准确有力的回答。正方也很有意思，他们的提问大都是希望反方承认公众的应对方式体现了道德意识觉醒，体现了道德作用广，体现了进步，很少有问题去攻击反方。就个人看来，双方如果去仔细论证自己的观点都是有难度的，正方固然很难说明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对待慈善的态度来与事件发生后去对比，也不容易论述自己方提出的所谓道德的力量，但反方提出“当代中国的道德表现为国家良心——慈善事业是国家良心的代表——慈善事业出现了问题——当代中国道德退步”的逻辑线索也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为什么慈善事业可以代表国家道德？为什么慈善事业出现问题可以说明道德退步？如果按照反方的思路，比赛辩题与“郭美美事件反映当代中国道德进步还是退步”有什么区别？
在质询过程中，有一些观点提的很好，一、正方有意识的区分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阶段，在正方的立论中，公众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解决，这种更加理性的判断与寻求体现了道德的进步，而反方只是发现问题，问题是慈善组织自身的问题，无法论述出公众道德退步的问题；
二、正方对反方衡量退步的标准有疑问，达不到时代的要求是不是退步呢？慈善组织在过去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只是郭美美事件前我们普罗大众不了解，慈善组织并没有变化，怎么是退步呢？
三、反方质疑正方，今天我知道红会在欺骗我所以我不捐钱，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如何看出他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呢？这几个点双方在自由辩中也着重交锋。
最后说结辩，反方的结辩用了大篇幅将他们的逻辑重新梳理了一遍，阐明了慈善组织的道德与公众道德的关系，巧妙的填补了之前的一些漏洞，相比之下，正方的结辩并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场比赛中针对正方的一些问题。整体来看，反方无论从技巧、逻辑还是临场表现来看都略胜正方一筹，他们的长处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学习的。
三、细节评析
看一下反方二辩对正方一辩的质询：
反二：对方辩友您方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是什么？
正一：有两点，一是道德意识的觉醒，一是道德作用的增强。反二：对方辩友既然提到了道德意识的觉醒那么您方能否论证在郭美美事件前公众就是盲目的、无知的？
正一：我们只能说之前公众没有形成一个群体性的声音。反二：好，郭美美事件固然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但您方并不能论证事件前后公民的理性有了质的提升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今天您方认为考察公众的道德水平应该是看整体还是看个体？
正一：应该是从整体考虑。
反二：好，今天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群体中有人选择捐有人选择不捐，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行为论证了您方观点呢？
正一：今天我们看到慈善组织的账目不公开，我的捐款不能落到实处，所以我们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慈善。
反二：所以您方今天的论述只能论证个人道德而无法论证公众整体的道德。
反方的质询十分有力，直接批判了正方的衡量标准，既然提到了道德觉醒，那么必然会有前后的对比，而正方确实很难论证事件之前的道德情况；对于个体整体的问题正方的回答确实无法令人满意，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的考量不能离开个体，大多数个体的选择与判断决定了整体的走向与水平，正方却是用个体去印证整体，是不明智的。
我觉得这个盘问提问的角度非常好，如果赛前缺少考虑很容易出现接盘时的疏漏而影响整支队伍的体系与发挥，正方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自己逻辑中的某些漏洞，回答的并不好。
再看一下正二对反一的一个问题：
正二：对方辩友今天我们去论证一个不道德的事情有多么不道德有什么意义？我们更应该去论证它的应对方式不是吗？今天我们看到公众的道德判断与理性选择是不是说明了进步呢？
反一：不是，举个例子，今天老师批评我导致我学习进步，我们说我的学习是进步的，但老师批评我，这说明我是退步的。
首先，这个例子举出来我不知道反方的用意何在，这是个非常没有用的类比，正方完全可以借力打力，把例子拆分出因果来说明郭美美事件导致公众捐款减少的事件，反方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论证正方的观点。其次，双方又开始争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者的关系与何者更能论证己方的观点，我觉得双方必须都要同时考虑三者并作综合分析，正方忽略问题本身大谈解决之道，对个体的考量多于整体；反方直接无视公众将慈善事业拔高到国家道德的高度，用整体压倒了个体，我觉得这是双方共同疏忽的地方，个体与整体、前因与后果的关系处理是不完善的。
郭美美事件导致红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3
党的执政道德是党治国理政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准则。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反映了新时期我国社会的思想道德规范，也体现了党的执政道德。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道德的价值理念
道德问题首先是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充满道德感召力的价值理论体系，它以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批判为始，科学地揭示了具有高度发达的道德文化水准的共产主义远景，并把该目标的实现作为共产党的道德义务和道德目标。党的这种道德是最优良道德，具有体现和认知人类内在价值的本性的特点，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的价值理想与追求，成为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政治力量。
党的道德属性与党的阶级和社会属性是统一的，党的执政道德是党的阶级和社会属性对党执政的道德引领和规范。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团结和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执政使命，这是一种历史使命，也是一种道德使命，是由党的阶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党的执政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统一。道德属性构成了党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范，成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引领和推动着党实践的脚步。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规范，将党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执政使命与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统一起来，与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振兴、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统一起来，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道德的社会功能
道德文化是社会基本的整合力量，是社会成员归属感和崇高感的来源。作为执政党，领导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推广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观，是发挥执政道德的社会整合功能、完成执政使命的客观要求。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将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以党的优秀道德文化推进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党的道德义务所在，也是党的执政道德的功能所在。
社会思潮对社会行为具有巨大影响力。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必须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这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大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宽广深邃的世界历史的眼光观察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武装自己、鞭策自己，引领执政的实践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这就决定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以执政道德主导社会道德建设。这关系到党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党的主张，在全社会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凸现了执政党在推进全社会的道德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也突出了党的执政道德对全社会道德文化的引领作用及其社会整合功能。社会主义荣辱观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旗帜，坚持进步、反对落后，褒奖优秀道德、抵制腐朽思想，有利于用党的先进的道德主张统一社会成员的思想，形成一种“共同体情感”，使民有所信、有所立、有所追求，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道德的理性自觉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党要领导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首先要强化自身的执政道德意识，明确党执政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主张，要求共产党员在社会上率先垂范，做道德楷模，反映了党对执政所应具备的道德属性的理性自觉。
这种自觉来自党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道德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人民幸福、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必须以先进的道德文化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与此同时，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从社会价值标准失范到“信仰危机”、从民众道德水平堪忧到党内腐败现象滋生等严重的道德问题，经济高速发展之中隐含着“政绩的困局”。要坚定人民群众的信仰和信念，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心，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先进的道德文化。而强化党的执政道德，无疑是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关键。
道德建设是一项具有深刻价值立场的道德承诺与道德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表达了党的价值立场。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过程，就是共产党员的道德承诺和道德实践的过程。应以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载体，全面推进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并以此带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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